少儿春风多梦 牵动舞绪纷繁——王勇、陈惠芬的舞蹈佳话 在舞剧《藏羚羊》成功首演之后的晚上，陈惠芬突来造访，说她和王勇第二天就要返回南京，由于王勇忙于善后工作抽不出身，只能由她代表前来拜访和告别。像对其他好友一样，我和老伴对这两位年轻人也是交谊已久，叙谈起来便没有老与小、师与生的界限。她说他们排《藏羚羊》排的很苦，其困难之大矛盾之多是事先不曾料到的。半年多来整个处于“白天不知夜的黑”的状态，好在最终结果还比较接近自己的初衷，上上下下还算皆大欢喜，但我们俩却真的是脱掉一层皮。在她几分喜悦几分苦涩、几分成就几分沧桑的语调和表情中，好像涵盖出她和王勇在创作途中一路走来的缩影。
   这时，在橘黄色灯光的映衬下，我眼前突然出现一种梦境般美丽的幻象——透过面对而坐的陈惠芬背后，我似乎又看见了当年那个从乡野间走出的小姑娘。她手提竹编小篓，身披咿咿呀呀的音符，眉尖上挑着稚嫩，眼睛里汪着清纯，在草丛中寻找童趣，累了、乏了便枕着自己的脚丫做起收获大蘑菇的好梦。继而这个小姑娘换了一身衣衫，头戴斗笠，手撑竹竿，把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的鸭子当作童年好友，在芦苇荡里当上了鸭丫头，走着走着她又穿上海军服，成了名小小水兵，踩着浪花跳舞，架着海鸥飞翔俄而又变了，她和王勇回归到蛮荒时代，一个是凶悍的野牛，一个是有智有谋的山童，只有一把草，一条绳，便将野牛“说服”了，使它和人类结成亲密的朋友……正当我还在似梦非梦中徜徉的时候，陈惠芬起身告别。我一边目送她离去的身影，一边捉摸起自己刚才似梦似真的幻象……
春风多梦，无梦便写不出人生理想的这部大书。王勇、陈惠芬所以走上舞蹈创作，所以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少小成才，皆缘于当初萌动于心的那个秘而不宣的梦。
   那时他们还正是演员青春绽放得最为绚烂的花季年华，聪明、伶俐，对动作的敏感度仿佛有着一种本能的天赋；对舞蹈的痴迷和执著，使其想象力及判断力与他们小小的年纪也有点不尽相符。因而将生活中的某种现象或心中的某种想象用形体动作发挥时，不仅令他人吃惊，让自己也有一种发现，也是一种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既然以自己的肢体本着自己的意识舞蹈时，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不矫不造，何必不变被动跳舞为主动跳舞，亦即自己编自己演，跳出自己的心中之舞。因为被动跳舞只能是削足适必履，主动跳舞才能度身打造、量体裁衣。这就是他们心中之梦的形成，而且在躁动不宁中不断地发酵和膨胀……
　　　 以后发生的事已经为人所知。这对在水乡长大，由水文化哺育，表面看波澜不兴，实则有着滴水石穿般性格的年轻人终于梦想成真。于是他们便跳出了童年记忆的故乡风景，跳出了江河湖海中人与自然的温馨情话，跳出了久蓄心中的纷繁舞梦，跳出了大千世界中生命不老的奋发和明亮，也跳出了独树一帜的不见其人只见其舞便知道它是出自谁人之手的舞蹈风格。
　　如果说好作品首先要有个好结构的话，那么王勇、陈惠芬这对春秋搭配、阴阳互补的舞坛情侣，在舞蹈创作的合力中便是一个最佳的“二重结构”。心与心的熨帖、智与智的撞击所形成的自然是双星互映、二水合流的强力优势。但这种结构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搞不好它会产生两个负面效应。一是强强联手很容易产生强强碰撞，处置不当非但不能优势互补，一不留神就容易把温情脉脉、感情用事带进严肃的创作中来，同样会削弱这种组合的强力优势。譬如在创作进行中总会是你冒出一个灵感我溅出一个火花，你想出一个动作我编出一个舞段。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唯唯称是、拍手叫好，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编的舞段只是倍加欣赏、啧啧称赞，那所谓的强强优势也只能是一种妄谈。
　　我所以称道王勇、陈惠芬这对“二重结构”，就是他们能清醒而理智地处理好这种二重关系。他们的行为规则是：只要进入创作便只有合作没有夫妻，彼此都将对方视为合作者予以尊重，既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也尊重对方闪现的每一星火花和智慧。同时他们又能做到，不管是谁生发的设想和谁设计的舞段，都以最高的审美目标为尺度，以最严厉乃至是最苛刻的目光进行审视和挑剔。一定要新中再新，奇中再奇，好中再好，精中再精，直到挑剔得增之一分则肥、减之分则瘦，双方都感无可挑剔或无力挑剔的时候才算罢休。他们的这种精神和严肃，较之领导审查和批评家的批评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自创作以来，一般地讲没出现过败绩，编一个成功一个，编一个就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每个作品和每个动作都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一个”，决没有将某一舞种的程式动作拿过来进行组接以图省力。
　　严格地讲，编导家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创造文化的人首先必须有丰厚的文化积蓄。而王勇、陈惠芬十二三岁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学员队，20岁上下即动手创作，其文化准备不足是无须讳言的。开始他们凭热情，凭天资，凭性格上的坚毅和韧性，凭对编舞技法的个人之悟和对动作本能般的天赋感应，是可以拼出一些作品的。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舞蹈艺术的突飞猛进，便深深感到既需不断提高编舞理论，更需关注舞蹈以外的功夫，那就是文化的积淀和支撑。所以在军艺上编导大专班的两年中，除舞蹈必修课外，他们几乎成了文学系的旁听生并旁及音乐和美术，涓滴不舍，广取博闻。时至今日只要回味丐在军艺就学的经历，最感不能忘怀、收效最大的就是文化的充电。其如此浓重的文化情结让我感到，他们不仅仅确实是学到了很多的有关文化、有关历史、有关艺术、有关美学的种种知识；不仅仅是视域大开，强化了认识问题的深度；也不仅仅是获得一个继续自学的支点和平台，而是愈发醒悟到文化学养对于舞蹈创作有多么重要。此种认知，实为至珍至贵。
　　譬如他们搞《天边的红云》时，不是酝酿出这一题材就着手编舞，而是对作品之后的东西反反复复地透析，反反复复地咀嚼，反反复复地比照，远看近观，几拿几放，硬是用两年的工夫才最后出手。且不说它荣获了“荷花”、“文华”、“解放军文艺”等多项大奖，只说作品全新的形象美感，富有唯美特征的形式美感以及令人品味不尽的凝重感，都是此前同类题材所难以企及的。它没有厮杀呐喊，没有剑拔弩张，只有红军女战士云一般雾一般凄美的缥缈，便让人感到那是青春的火焰点燃出一簇不熄的圣火，是清彻的心灵荡涤着人间的污秽，是伟大的人性感召着沉睡的良知，是崇高的生命肜诗的话语播种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假如说有一种体裁叫“舞蹈诗”的话，那它就是名副其实的舞蹈诗。他们的大型舞剧《妈祖》和《藏羚羊》成功的背后，也无不是文化学养在起作用。所以他们才深切地品悟到：拼搏在创作领域的舞蹈人，拼搏来拼搏去，拼搏的聚集点就是文化。